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留住一切親愛的

2017年,妳才三歲。

這年五月廿四日,大法官對於民法做出了解釋,「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有違憲法精神。公布釋字的那一天,幾千名同志聚集在立法院旁的青島東路上,彩虹旗飄揚,台上主持人精神喊話,台下的同志們緊緊挨坐著。

宣布的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這份釋字意味著台灣的律法終於對同志允諾了一種「未來」。兩位辛苦撫育妳的女人,終有一天能成為妳合法的媽媽們。這個句子放在妳往後的日常生活裡應該顯得荒誕不經吧,她們自妳出生便是依賴,為何需要國家的允諾與承認?那一天,我也在現場,為妳而去。我曾經看過妳的媽媽們擁妳入懷時,那樣寵溺的表情,如此陌生而珍貴。我僅是想,留住一切親愛的。


2017年12月6日 星期三

聆聽當下:《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的同志再現

聽故事的人,是因為故事具有意義而相信故事是真的,而不是因為故事是真的所以才有意義。──Alan Parry and Robert E. Doan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以下簡稱《馬密》)從主角均凡獲得了叔叔阿凱的前男友馬密的日記開始,懷著對於馬密的祕密情誼,她展開了一系列的訪談與拍攝紀錄片的計畫,探究馬密與甘口過去成立的感染者聚會所「甘馬之家」解散的原因。劇名雖冠以馬密叛徒之名,但本劇並非聚焦於「馬密如何成為叛徒」的個人生命史,其戲劇動力建立在均凡的自我提問:為什麼想記錄眼前的這個故事?或者,這個故事是被怎麼說出來的?

這是一齣關於「敘事」的作品,其形式來源顯然與劇作家簡莉穎的田野經驗脫不了干係。《馬密》之劇本為簡莉穎於兩廳院「藝術基地計畫」駐館一年的成果。她在這一年中採訪了五個相關團體、十多位受訪者,包含帶原者及其伴侶、友人、社工、學者,並蒐羅閱讀了市面上所有關於愛滋的文字作品,融會各方資料後,她創造了一間名為甘馬之家的感染者聚會所,藉由馬密的周邊人等,描述出各自私密的、關於馬密的敘事。

於是,所謂「馬密的回憶錄」便顯得疑點重重,跳躍,非線性。這並不是一個拼湊真相的故事,亦非一種倡議真相已無法再現的後現代蒼白劇。故事終了,沒有和解亦無償還,既然我們從來知道真相之不可得,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隱蔽了它們,或者說,人的限制是什麼?我們終能在限制裡彼此原諒嗎?

2017年5月3日 星期三

在那個女性主義「騷動」的年代

回望90年代初,胡淑雯認為《騷動》的出現或許是一種必然。

1982年,李元貞、顧燕翎等婦運前輩創辦「婦女新知雜誌社」,1987年解嚴後,為了進一步開發社會資源、團結婦女力量,於該年10月立案為「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婦女團體如主婦聯盟、晚晴協會、基層婦女後援會、勵馨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亦相繼成立,解嚴後,社會運動蜂擁勃發,台灣第二波女性運動亦就此開展。

《婦女新知》月刊自1982年創刊至1995年止皆維持月刊的形式,19966月,《騷動》脫胎自《婦女新知》月刊,共發行五期。編輯團隊仍為「婦女新知」的工作者,她們於發刊辭中強調此刊物不限於機關報的格局,企圖「進一步擴大和深化現今的台灣女性主義論述和運動」。時任主編的胡淑雯解釋,隨著婦運所處理的議題越趨多元複雜,《婦女新知》月刊的內容越來越多,逐漸排擠了原本向捐款者及支持者報告工作內容的通訊功能,因此,她們決定將議題的部分集中在《騷動》,也讓這本約100頁的小冊子成為論述密度極高的文化刊物。

2017年2月2日 星期四

不愛的可能:專訪《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剪接林婉玉

我認為應該非常小心地去看待「同意」和「願意」之間的區別……她們為了某些目的而同意成為母親,但她們本質上並不願意成為母親。
──後悔當媽媽

1998年,黃惠偵開始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的母親,開啟了一條漫長的和解之路。54分鐘的《我和我的T媽媽》完成於2016年三月,並於日本NHK WorldInside Lens頻道首播,以同樣的影像素材為本,經過七個月的剪輯工作,2016年十一月完成88分鐘的《日常對話》。

兩個版本先後於金穗獎與金馬影展放映,《我和我的T媽媽》更於2016年巡迴全台,跑遍校園與社區。《日常對話》也連續兩周高踞觀眾票選榜首,映後迴響不斷,日前亦入圍柏林影展世界大觀。黃惠偵袒露家內辛酸,直截的影像風格與敘事敲進觀眾內心隱晦難言的家內心事,家中總有道跨不過的檻,而黃惠偵決心將它拆下來。

女同志們的集體創作:重訪《女朋友》雜誌

「我們之間」是台灣第一個女同志團體,成立於1990223日,成員含括各階層與年齡層,曾加入的會員超過4000人。(註1)《女朋友》為旗下出版的雙月刊雜誌,1994105日創刊,共發行35期,至20034月停刊。

然而,面對此一龐大的文本史料,無論學界或民間都未曾針對組織或內容進行完整而深入研究,多為介紹性文字,或在同志文化生產的脈絡中給予初步定位。(註2)本文藉由訪談曾經參與《女朋友》的義工群,勾勒出雜誌生產的工作方式與氣氛。另一方面,《女朋友》雜誌的內容駁雜,十年來累積的文字及其刊登的廣告記錄了彼時女同志的生活、情感與政治,本文亦試圖初步分類分析,為這份跨越前同運時代的刊物定錨。

本文採訪的五位核心義工皆是「我們之間」的第二代義工,她們約在第12期之後開始接觸雜誌的編務或行政,並在第19期改版後成為主要的編輯群。訪談開展前,我碰了幾次釘子,收到的回應類似:「我不能代表《女朋友》受訪……。」千迴百轉,幾經探訪,訪問五位當時的核心義工後,我才明白所謂「不能代表《女朋友》雜誌」究竟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