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應該非常小心地去看待「同意」和「願意」之間的區別……她們為了某些目的而同意成為母親，但她們本質上並不願意成為母親。
──後悔當媽媽
1998年，黃惠偵開始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的母親，開啟了一條漫長的和解之路。54分鐘的《我和我的T媽媽》完成於2016年三月，並於日本NHK World的Inside Lens頻道首播，以同樣的影像素材為本，經過七個月的剪輯工作，2016年十一月完成88分鐘的《日常對話》。
兩個版本先後於金穗獎與金馬影展放映，《我和我的T媽媽》更於2016年巡迴全台，跑遍校園與社區。《日常對話》也連續兩周高踞觀眾票選榜首，映後迴響不斷，日前亦入圍柏林影展世界大觀。黃惠偵袒露家內辛酸，直截的影像風格與敘事敲進觀眾內心隱晦難言的家內心事，家中總有道跨不過的檻，而黃惠偵決心將它拆下來。
對黃惠偵而言，《我和我的T媽媽》像是封寫給母親的情書，暴烈而赤裸。經過重新剪輯、再次結構的《日常對話》則更面向大眾，訴說一個家庭從分裂到重整的過程。從題名便知，敘事焦點從短版的「T媽媽」轉移至「對話」，試圖從單向傾吐轉換到多聲複述，儘管對話不一定意謂著有效溝通，卻是打破僵局的第一步。
從短版至長版，未曾參與前端拍攝工作的剪接師林婉玉其實是重要角色。當初看完檔案量高達16T的影像素材，她回憶：「我沒辦法立刻理解影像要訴說什麼，或是分辨幾位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而且，我幾乎聽不懂台語，儘管有逐字稿，感受人物的狀態還是慢了半拍。」
於是，當她碰到不知該如何介入的時刻，只能不斷提問。「這個故事離我的生命經驗非常遙遠，我花了很多力氣了解惠偵和整個團隊。」同時，黃惠偵也必須開放自己，被詢問，被挑戰，被說服，讓製片、攝影師、剪接師成為她人生的第一批讀者，協助她將私密的影像轉譯為有意義的敘事。例如，黃惠偵說：「某次我媽站在橋邊，本來攝影師在拍她的背影，她突然回頭笑了一下，我從沒見過這樣的笑容，對我而言，那是個大千世界，裡面蘊含許多訊息，然而，其他工作人員卻無法如此解讀。」
顯然，剪接《日常對話》也是個團隊內部不斷彼此對話的過程，林婉玉說：「兩個版本最大的差別就是《日常對話》用了比較多惠偵拍的畫面，她透過鏡頭在觀察母親，T媽媽也顯得比較自在。」在《我和我的T媽媽》中，黃惠偵避免讓自己出現在畫面中，在《日常對話》裡，經過與製片和剪接的說服角力，在畫外音喃喃訴說的女兒不得不露了臉，林婉玉認為：「我希望讓觀眾看到導演也是脆弱的，有個方式去進入她的位置。」
而回顧當初，影片中最重要的那場餐桌對話也是因團隊糾纏而生。2012年，製片Diana與攝影林鼎傑進場後，第一位受訪者其實是黃惠偵，「訪問者是製片和攝影師，雖然沒有在片中使用這些素材，但對這部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過程。」這些訪問除了幫助製片與攝影師了解黃惠偵的家與拍攝初衷，也讓大家意識到，在同志、家暴、失學、牽亡陣等經歷外，還有更深沉的秘密藏在黃惠偵內心，「其實我一開始決定拍片時，並沒有想要說出那件事，但大家總覺得哪裡怪怪的，應該有什麼關鍵性的答案，但又問不出來，也不知該怎麼問。」所有人都陷在一個疑惑裡──為什麼惠偵覺得自己的媽媽不愛她，「我糾結了很久，既然都要拍片了，能不處理這件事嗎？最後，還是說出來了。」
那場餐桌對話後，大概所有觀眾都會為黃惠偵的勇氣所震懾，面對愈親近的人我們愈難以誠實，畢竟日子還得過，看著那道跨不過的檻，我們總是選擇繞道而行。
片中，儘管話題環繞著缺席的父親，展開的卻是三代女性之間的對話與生活，也幾乎呈現了從1950年代至今，台灣女性的處境縮影。一個被迫進入婚姻的女同性戀，又遇上暴力相向的丈夫，她帶著兩個女兒逃家，做牽亡陣辛苦維生。在影片中隱微透漏，卻沒明講的是，在黃惠偵的童年生活裡，她一直以為女人生來就是要被打的。
「我小時候一直以為女生長大一定要嫁人，然後被打。」大概在她十歲以前，家中經常出現帶著各式傷痕的阿姨來避難，「所以我小時候的志願是當尼姑，大概到二十歲之前都覺得男性是不好的生物。」成年後，她在蘆荻社大的婦女團體中聽到許多中年婦女的生命經驗，才在其中認識到女性的生存處境，這些痛苦的經驗反映了世代、階級、性別的問題，自己的家庭並非單一個案。「經過社大的學習，我才有辦法處理這部片，也才知道，世界上還是有幸福的家庭。」
1993年10月27日，台灣發生鄧如雯殺夫案。由於鄧如雯長期承受來自於丈夫的暴力虐待，而相關法令規定不足，使之求助無門，以致犯案。事件過後，引發社會討論，婦女權利團體亦開始催生家暴法的訂立。1999年6月，全面實行民事保護令制度，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家暴法的國家。
放回台灣婦女運動的脈絡，《日常對話》也紀錄了一個前《家暴法》時代，女人如何在零支持系統的條件下，如何求存，而下一代又在創傷中，自力尋找解方。然而，本片並不帶著線性進步史觀引領觀眾邁向光明，相反地，她反而在在同志運動爭取同志婚姻的浪頭上，滔滔回溯前同運時代的女同性戀存在，目的不為讓T媽媽脫胎換骨驗明正身，而是正視她曾經所處的時代與經驗。我們看到的是，堅硬的母親如何在鏡頭前滴下眼淚，讓她的女兒一步一步撬開那些不堪的過去，如何一起面對，與之共處。
黃惠偵說，她曾經問過母親：如果當初遇到的是一個正常的先生，還會跟女生在一起嗎？「她說可能不會，因為這樣比較輕鬆。我聽了又驚訝又難過，但又覺得可以理解，因為真的很辛苦。」建立同志認同有其時空條件，「辛苦」二字意謂著的不僅來自每日生活中的調適，更是「作為一個同性戀」在社會上的處境遞變，同志運動超過了二十年，如今最大的成果便是「同志」終於是一種可想像、可選擇、可模塑的生活建制。
而回到黃惠偵最初的疑惑──媽媽是不是不愛我？影片完成後，她的體悟也坦率得令人心驚：「因為有了理解，我才能處理在愛裡面對於愛的疑惑。但也在這個過程中，我了解到的確有不愛的可能，我們得接受這件事情。以前會這麼難過與掙扎是因為覺得一定要有愛啊，怎麼可能不愛呢？但，就是這個觀念讓人痛苦。」
也許，面對那繞道而行了三十年的檻，黃惠偵終於跨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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