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妳才三歲。
這年五月廿四日，大法官對於民法做出了解釋，「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有違憲法精神。公布釋字的那一天，幾千名同志聚集在立法院旁的青島東路上，彩虹旗飄揚，台上主持人精神喊話，台下的同志們緊緊挨坐著。
宣布的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這份釋字意味著台灣的律法終於對同志允諾了一種「未來」。兩位辛苦撫育妳的女人，終有一天能成為妳合法的媽媽們。這個句子放在妳往後的日常生活裡應該顯得荒誕不經吧，她們自妳出生便是依賴，為何需要國家的允諾與承認？那一天，我也在現場，為妳而去。我曾經看過妳的媽媽們擁妳入懷時，那樣寵溺的表情，如此陌生而珍貴。我僅是想，留住一切親愛的。
二十年前，兩個女人相愛之後，對於「未來」的想像其實一片空白。或者說，二十年前，作為一位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和價值觀是非常蒼白的，我們被期待在成年後才得以戀愛，在適合生育的年紀結婚、生子，養育下一代。我們的一生被切割成幾個明確的階段，按部就班。
若意外逸出軌道，週身無人有能力告訴妳應該怎麼辦。
例如，當多數女孩都和男孩戀愛，妳卻愛上了身邊的女性密友時，有一半的人會忽視妳的慾望，告訴妳那只是一時無知，另一半正視妳的人會阻止妳，告訴妳那是不正常的。妳覺得，這樣的女孩該如何長大呢？
於是，我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將自己封閉，陷在憂愁的泥淖裡，或以憂愁為記號，尋找相似的同伴，嗅聞彼此的所在。結群拉黨，我們建立自己的語言與世界觀，彷若一支雨林深處的部族。在那個年代，作為一個女同性戀是件悲慘但驕傲的事。我們寡言，不擅用語言表達自己，或者，沉默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自我保護，如此後退的姿態總是讓身邊的人為難，尤其是我們的父母。
代間的差異與扞格大概是永恆的難題，但我經常希望，我們這一代最好是親子間苦無溝通管道的最後一代了。我們的父母出生於戒嚴，我們出生於解嚴，80年代後，台灣飛速現代化，我們和我們的父母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下成長，90年代，同志運動開始發芽，我們之中較幸運的，有機會以一種積極而正向的角度認識自己，尋找同伴。然而我們的父母從來沒有機會認識這一切，對他們而言，同性戀大概是西方的物產，或者只是青春少女永遠長不大的證明。我們將力氣全數用在向內求索，而非向外溝通，於是，整個青春時代，為了求存，我們熟練於說謊。收斂、隱藏、生人勿近。
我們在主流社會中努力取得安穩的位置，以換來一點慾望的自由，在一段又一段戀愛關係中跌撞成長，當逼近這個社會所定義的適婚年齡時，異性戀女性能夠評估自己是否要踏進這場投資，那麼，同性戀女性呢？
我還記得第一次聽聞妳的媽媽們決定一起「製造」和撫養妳的震驚。對我而言，從認知、認同自己是個女同性戀始，結婚生子便像是上輩子或下輩子之事，此生無緣也無關，甚至將之安上保守的罪名，總在言談間帶點鄙棄。
兩個女人一起生養孩子是什麼意思？我當時模模糊糊地覺得，那意味著，妳的媽媽們再也沒有說謊的餘裕，無法收斂，無法隱藏，她們得陪著妳，正面迎向這個社會。
2017年，妳才三歲。妳的媽媽們開始帶著妳上街頭，妳的阿公為了妳們拍了一支惹人鼻酸的影片。片裡，他誠誠懇懇地說，為了瞭解同性戀，他看了很多書，上了很多課，最後他發現，答案不過是愛和接納。妳的阿公幾乎成了社會裡的例外，他的寬容讓人印象深刻，愛與接納這兩個詞雖然俗濫，但面對那個無法和父母溝通的破口，卻可能是多數同性戀得一輩子懸在心上的遺憾。
妳的媽媽們除了學習成為母親，也在每日的生活細節裡，讓社會辨識她們為兩個母親。妳的媽咪曾告訴我，帶妳上街時，若有路人好奇，她們必定誠實以告妳的身世，她們的坦然或許能化解路人的困惑。妳的媽咪強調，如此反覆訴說，其實，是說給妳聽的。她們希望妳的誕生不是例外，亦是一種理所當然。這個世界對於差異仍存有惡意，她們能做的，僅是在妳長大之前，盡力劈砍荊棘。
這些年，我花了許多時間在閱讀關於親緣或教養的書籍，同時緩慢翻讀自己的童年，我逐漸意識到，人生至此，那些性格上難以抹滅的缺陷原來早在童年時候種下，源自父母的錯待，回溯並非為了責怪，而是為了理解而安放，人生遇上瓶頸時，我們總想回顧並明白這一切是怎麼造成的。有一天，妳會怎麼理解自己的生命呢？
我們這一輩大概會完整走過同志婚姻從無到有的過程。我們大概會活出一種攤在陽光下的、可描述、可分辨、可協商、可模塑的「同性戀生命」。我們將從雨林中出走，建立一個和異性戀社會相似而又相異的王國。
而作為第二代的妳呢？我們注定擁有代間差異，但能不重蹈上一輩的覆轍嗎？我們能夠維持親密而長遠的關係嗎？我們是否能夠長出新的想像和語言彼此對待，而不讓它又成為不明不白的痛呢？
（本文原刊於《幼獅文藝》2017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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