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如何與當代生活共生──專訪賴香吟

人如其文，賴香吟素樸而低調，說出來的話總得反覆確認，覓一個最接近本意的詞。本以為她應冷然而安靜，孰料言談間，信手拈來就是個聲東擊西的玩笑。她從18歲開始寫，文學或許豐厚了生命也未嘗不曾壓輾，她曾經質疑或者迴避，卻還是慢慢交出一本又一本小說，從1997年《散步到他方》、1998年《霧中風景》、2000年《島》、2012年《其後それから》，直到新作《文青之死》。提筆至今，漫漫近三十個年頭，作品雖不多，卻經久耐讀，自成一格。

蘋果落地，離樹不遠──專訪《我和我的T媽媽》導演黃惠偵

兩代之間，什麼樣的溝通才算數？什麼才叫理解與和解？如果沒有傷痕，我們還能成為有感情的人嗎？

對黃惠偵而言，《我和我的T媽媽》大概是一個初步的答案。雖說家庭是避風港，卻也常在生命中刮出第一場風暴。沉默常常是張保護網，維持搖搖欲墜的平衡，守候那些不宜戳破的祕密，讓家內的差異和苦痛得以共存。

黃惠偵卻不甘於安全網下，打破沉默，迎向風暴。

片中，她以媽媽慣用的台語，一字一句地訴說對於母親曾經的怨懟和疑問，也緩緩拉出一個底層家庭的生命紀事。一個成長於鄉村的T，難逃強迫性的婚姻家庭，卻遇上家暴，不堪受辱的T媽媽帶著兩個女兒逃離了家。為了討生活，女兒們跟著媽媽跳牽亡陣，失學，卻也鍛鍊出求存的韌性。成年後的女兒試著回望這段異樣的童年，檢視積久陳年的傷與痛。

一生攏是詩人──專訪《日曜日式散步者》導演黃亞歷

2011年，為了準備一場講座，黃亞歷在網路上檢索資料時意外發現一篇論文〈日政時期詩人林修二及其作品研究〉，那是他第一次聽聞林修二的名字及台灣第一個超現實主義詩社「風車詩社」。2015年，他以風車詩社為主題，完成了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

1933 年，楊熾昌與台籍青年李張瑞（筆名利野蒼）、林永修（筆名林修二）、張良典（筆名丘英二）以及日籍青年戶田房子、岸麗子、島元鐵平等六人，組織文學團體「風車詩社」，成立宗旨為「主張主知的『現代詩』的敘情，以及詩必須超越時間、空間，思想是大地的飛躍。並以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宣言奉為創作的圭臬」。同年10月，風車詩社發行刊物《風車》（Le Moulin），每輯僅發行七十五本，內容含括詩、詩論、散文及小說。

基本上，出現於1930年代台灣的超現實主義可謂借道日本而來。1930至1931年，楊熾昌留學日本，期間深受在日本詩壇推廣超現實主義運動之詩人西脇順三郎與詩刊《詩與詩論》（詩と詩論）之影響。

另一方面，台灣文壇上也有與之對立、傾向現實主義的「鹽分地帶文學」， 具有濃厚的左翼色彩，強調社會和文學的關係。台灣新文學自賴和開創以來，現實主義一直是文壇的主流。風車詩人在現實主義當道的環境中，結果正如楊熾昌在 1985 年回憶時所述，以失敗告終，「由於社會一般的不理解而受到群起圍剿的痛苦境遇，終於以四期就廢刊。」

而風車詩社於當代面世，始自1970年代末期，林瑞明、羊子喬、張恆豪等編纂《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時，發掘了風車詩社的詩作。此後，台灣學界雖有研究，卻仍鎖在象牙塔中，鮮有一般讀者知曉。

記憶即認同？ ──《永別書》與女同志書寫

記憶此事如朝露──《永別書》

雖然，張亦絢的寫作從不以「同志文學」自居，但反而是如此「不在」的狀態，為90年代以來看似原地踏步的同志文化生產，闢出一條新去向。從2001年的《壞掉時後》、2003年《最好的時光》、2011年《愛的不久時》到2015年的《永別書》，她的小說向來精準捕捉了女同志社群中的兩大課題：家族與家庭。前者意指社群裡緊密的家族性，後者則為原生家庭，那個恨不完又離不開的小單位。

〈家族之始〉為張亦絢第一本小說集《壞掉時候》的開篇之作，小說敘寫教養院中的微氏家族，幾乎可視為女同志家族的寓言，通篇多隱喻多象徵，處處充斥通關密語，小說中的「教養院」幾乎可替換為「女校」或「女研社」，總之，單一性別的天堂地獄。少女間愛憎情仇、明爭暗鬥在她筆下總是鮮活淋漓。而到了〈最好的時光〉，迷霧漸散，女同志女性主義的道路愈見清晰，卻也窄仄而逼人。小說幾乎寫實到殘忍地記述了一段大學女研社的編年史，從童女到白髮，從純潔到荒涼。這些書寫與其說是某一時期某一群校園菁英女同族譜，不如用張亦絢自己的話：「奪回在社會定義下無身分無語言的無名族群的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