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其文，賴香吟素樸而低調，說出來的話總得反覆確認，覓一個最接近本意的詞。本以為她應冷然而安靜，孰料言談間，信手拈來就是個聲東擊西的玩笑。她從18歲開始寫，文學或許豐厚了生命也未嘗不曾壓輾，她曾經質疑或者迴避，卻還是慢慢交出一本又一本小說，從1997年《散步到他方》、1998年《霧中風景》、2000年《島》、2012年《其後それから》，直到新作《文青之死》。提筆至今，漫漫近三十個年頭，作品雖不多，卻經久耐讀，自成一格。
除了《其後それから》為長篇小說，其他作品皆是短篇或中篇的合輯，每本小說所收錄的作品創作年份皆跨幅十年，收錄邏輯以主題和體裁為主。賴香吟自陳，直至目前的寫作生涯大概分為兩個階段，從《散步到他方》到《島》的文字「比較是出於表達的需要，寫出一個人看到世界的最初模樣。我並非文學專業出身，早期文字難免摸索，再加上我不喜歡寫作有太多個人色彩，所以就有一種隱微晦澀的東西存在其中。」
2007年出版的散文集《史前生活》對她而言則是練筆，「調整敘述方法，盡量濃縮，精簡，但可能密度太高了。」鍛鍊之後，停頓多年，賴香吟終於開始寫作長篇《其後》。「《其後》之後，濃淡的比例、概念和現實的比例，我比較抓到平衡法，作為一個寫作者，還算有資格可以寫了。當文字變成一種大家越來越熟悉的表達工具，文學若還得以存在，作家還有存在之必要，那麼，文字的理念與藝術只能再往上加成，我的確是花了不少時間在文字的重新認識上。」
「《其後》、《文青之死》以及明年將出版的中篇小說集算是三部作，也是這十五年的結清。這三本除了體裁不同，我也刻意讓關注的議題，表達的方式有所不同。」如果《其後》屬於概念之作，關注內在思維、哲學概念，文字精確，負載量高。《文青之死》則直陳現象，將個人感受展現為外在故事，「這是小說家的責任，既然寫成故事，我希望它像劇情片一般，以人物的個性和對白鋪陳，符合戲劇或故事的元素，寫這種共通性的題材有時最難，要寫出文字色彩並不容易，越平凡的菜越難做啊。」
錯誤的情感，志業的徬徨
寫作多年，賴香吟步履明確而踏實，每回下筆約莫都是自我挑戰，「《文青之死》像給自己的考試，作為一個小說家，我能否駕馭基本描繪世相的能力，在短篇小說裡處理浮世眾生、愛情故事、職業婚姻家庭等題材。」於是，在她所譜寫的芸芸眾生中，婚姻場景成了必然，也如黃錦樹所觀察：「這本小說，大部分篇章都有『出狀況的婚姻』這樣的核心」。
〈靜到突然〉寫出婚姻關係結束的「其後」，憊懶難堪，後勁也突然；〈約會〉記述兩個老人續一段年輕時代的遺憾，苦澀卻美；〈天竺鼠〉寫下人將中年試圖藉由旅行修復親密關係，卻反成一場攤牌，兵敗如山倒。賴香吟試圖從各種角度處理「婚姻」，自有其現實關懷，「我們這一代人對愛情有些認識，種種愛情故事在小說裡也被處理得夠多。婚姻呢？文青、知青似乎不太談婚姻問題，踏進婚姻就關閉了談論的雷達，僅剩抱怨，我們對婚姻的認識滿落伍的，甚而不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而獲得九歌97年度小說獎的〈暮色將至〉則以黨外運動為舞台，書寫一段夫妻的生死聚首，如何被政治翻弄。賴香吟有數篇小說涉及70、80年代的反對運動（如〈翻譯者〉、〈喧嘩與酩酊〉、〈暮色將至〉）。然而，與其說她藉由小說記錄時代，毋寧說她更關注運動裡的「人」，她通常不在小說中言明事件或人名，以〈暮色將至〉為例，小說儘管指涉鄭南榕自焚，卻僅以三言兩語隱微帶過，「我若一開始便在小說中言明鄭南榕自焚事件，整篇小說的調性就定了，但我不想讓事件搶掉主題，因為這篇小說的主題是那對不在運動檯面上的夫妻，是我對反對運動的反省與關心，甚至一點點批判。」
「若在小說中亮出美麗島事件或黨外這些名詞，也是個方便的做法，讓小說很快得到注意，但我不希望小說成為這樣的東西。我並非反對文學政治化，不過，重點得是文學的談法，這些具體的事件和人名能否成為文學的題材？絕對能，不過那和〈暮色將至〉會是不同的寫法。」
身為生在戒嚴時代的五年級生，賴香吟認為政治就是生活與人生，甚至形塑台灣人的獨特性格。「文學寫到政治，那不過是因為我們的生活迴避不了政治，我不想裝作沒事，但寫法依然是從生活過去，而不是從政治過來。我目前還沒有特別處理政治的題材，如果說涉及了政治，只不過在政治事件裡，我看到了某些令我感觸良多的現象和故事。」
巧合的是，一篇小說隨著政黨輪替的起伏，竟也透出了滄桑的況味。〈暮色將至〉寫作背景設定為2003年底陳水扁競選連任，發表時間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回顧所來徑，賴香吟不禁慨歎：「寫作當時有些感傷，隱隱約約覺得『暮色』將至，好像有什麼問題在浮現，再至2008年已經是全然的黑夜。之後，我們在黑夜裡等待朝陽，可是，朝陽有來嗎？從今天2016年這個時間點再談這篇小說其實感慨很多，我們現在在哪裡？仍是黑夜或清晨已經來了？我們會再經歷一次朝陽、暮色到黑夜的過程嗎？」
既死也生，帶著祝福
「小說除了個人展演之外，之於他人的意義是什麼，公共性在哪？別人為什麼要買這本小說？對我而言這個問題一直存在。或者說，一個小說家能不能成熟，這個問題是避不掉的。」訪談間，賴香吟屢屢提及她對於寫作的焦慮，問題指向理由與意義，「文學為何用？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文學如何與我們的當代生活共生？」這是她提筆的初衷與結果。
而小說家的答案，或許透漏在紙頁之間，小說的封底內頁寫著：「既死也生，帶著祝福」，誠實也溫柔。「〈文青之死〉是寫來鼓勵六年級生的，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氣氛都該讓它過去了，如果覺得文學藝術對生命還有意義的話，就堅持下去吧。」
「一個人的一生無非是在認識自我，文學如果對人有什麼幫助，也就是幫你認識自己或是陪你認識自己，給予一點鼓勵的力量。我覺得任何一個會翻開文學書，而又真心讀下的人，大概都有那麼一點對生命和自我的疑惑，文學和藝術不過就是在旁邊點燈，推你一把。」
（原刊於《提案》2016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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