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一切親愛的

2017年，妳才三歲。

這年五月廿四日，大法官對於民法做出了解釋，「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有違憲法精神。公布釋字的那一天，幾千名同志聚集在立法院旁的青島東路上，彩虹旗飄揚，台上主持人精神喊話，台下的同志們緊緊挨坐著。

宣布的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這份釋字意味著台灣的律法終於對同志允諾了一種「未來」。兩位辛苦撫育妳的女人，終有一天能成為妳合法的媽媽們。這個句子放在妳往後的日常生活裡應該顯得荒誕不經吧，她們自妳出生便是依賴，為何需要國家的允諾與承認？那一天，我也在現場，為妳而去。我曾經看過妳的媽媽們擁妳入懷時，那樣寵溺的表情，如此陌生而珍貴。我僅是想，留住一切親愛的。

聆聽當下：《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的同志再現

聽故事的人，是因為故事具有意義而相信故事是真的，而不是因為故事是真的所以才有意義。──Alan Parry and Robert E. Doan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以下簡稱《馬密》）從主角均凡獲得了叔叔阿凱的前男友馬密的日記開始，懷著對於馬密的祕密情誼，她展開了一系列的訪談與拍攝紀錄片的計畫，探究馬密與甘口過去成立的感染者聚會所「甘馬之家」解散的原因。劇名雖冠以馬密叛徒之名，但本劇並非聚焦於「馬密如何成為叛徒」的個人生命史，其戲劇動力建立在均凡的自我提問：為什麼想記錄眼前的這個故事？或者，這個故事是被怎麼說出來的？

這是一齣關於「敘事」的作品，其形式來源顯然與劇作家簡莉穎的田野經驗脫不了干係。《馬密》之劇本為簡莉穎於兩廳院「藝術基地計畫」駐館一年的成果。她在這一年中採訪了五個相關團體、十多位受訪者，包含帶原者及其伴侶、友人、社工、學者，並蒐羅閱讀了市面上所有關於愛滋的文字作品，融會各方資料後，她創造了一間名為甘馬之家的感染者聚會所，藉由馬密的周邊人等，描述出各自私密的、關於馬密的敘事。

於是，所謂「馬密的回憶錄」便顯得疑點重重，跳躍，非線性。這並不是一個拼湊真相的故事，亦非一種倡議真相已無法再現的後現代蒼白劇。故事終了，沒有和解亦無償還，既然我們從來知道真相之不可得，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隱蔽了它們，或者說，人的限制是什麼？我們終能在限制裡彼此原諒嗎？

在那個女性主義「騷動」的年代

回望90年代初，胡淑雯認為《騷動》的出現或許是一種必然。

1982年，李元貞、顧燕翎等婦運前輩創辦「婦女新知雜誌社」，1987年解嚴後，為了進一步開發社會資源、團結婦女力量，於該年10月立案為「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婦女團體如主婦聯盟、晚晴協會、基層婦女後援會、勵馨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亦相繼成立，解嚴後，社會運動蜂擁勃發，台灣第二波女性運動亦就此開展。

《婦女新知》月刊自1982年創刊至1995年止皆維持月刊的形式，1996年6月，《騷動》脫胎自《婦女新知》月刊，共發行五期。編輯團隊仍為「婦女新知」的工作者，她們於發刊辭中強調此刊物不限於機關報的格局，企圖「進一步擴大和深化現今的台灣女性主義論述和運動」。時任主編的胡淑雯解釋，隨著婦運所處理的議題越趨多元複雜，《婦女新知》月刊的內容越來越多，逐漸排擠了原本向捐款者及支持者報告工作內容的通訊功能，因此，她們決定將議題的部分集中在《騷動》，也讓這本約100頁的小冊子成為論述密度極高的文化刊物。

不愛的可能：專訪《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剪接林婉玉

我認為應該非常小心地去看待「同意」和「願意」之間的區別……她們為了某些目的而同意成為母親，但她們本質上並不願意成為母親。

──後悔當媽媽

1998年，黃惠偵開始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的母親，開啟了一條漫長的和解之路。54分鐘的《我和我的T媽媽》完成於2016年三月，並於日本NHK World的Inside Lens頻道首播，以同樣的影像素材為本，經過七個月的剪輯工作，2016年十一月完成88分鐘的《日常對話》。

兩個版本先後於金穗獎與金馬影展放映，《我和我的T媽媽》更於2016年巡迴全台，跑遍校園與社區。《日常對話》也連續兩周高踞觀眾票選榜首，映後迴響不斷，日前亦入圍柏林影展世界大觀。黃惠偵袒露家內辛酸，直截的影像風格與敘事敲進觀眾內心隱晦難言的家內心事，家中總有道跨不過的檻，而黃惠偵決心將它拆下來。

女同志們的集體創作：重訪《女朋友》雜誌

「我們之間」是台灣第一個女同志團體，成立於1990年2月23日，成員含括各階層與年齡層，曾加入的會員超過4000人。（註1）《女朋友》為旗下出版的雙月刊雜誌，1994年10月5日創刊，共發行35期，至2003年4月停刊。

然而，面對此一龐大的文本史料，無論學界或民間都未曾針對組織或內容進行完整而深入研究，多為介紹性文字，或在同志文化生產的脈絡中給予初步定位。（註2）本文藉由訪談曾經參與《女朋友》的義工群，勾勒出雜誌生產的工作方式與氣氛。另一方面，《女朋友》雜誌的內容駁雜，十年來累積的文字及其刊登的廣告記錄了彼時女同志的生活、情感與政治，本文亦試圖初步分類分析，為這份跨越前同運時代的刊物定錨。

本文採訪的五位核心義工皆是「我們之間」的第二代義工，她們約在第12期之後開始接觸雜誌的編務或行政，並在第19期改版後成為主要的編輯群。訪談開展前，我碰了幾次釘子，收到的回應類似：「我不能代表《女朋友》受訪……。」千迴百轉，幾經探訪，訪問五位當時的核心義工後，我才明白所謂「不能代表《女朋友》雜誌」究竟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