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敘述的新模式：「標誌不義—不義遺址視覺標誌與紀念物示範設計展」

我們就在一座偌大的不義遺址內進行訪問。

這裡是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其名稱屢次更換，曲折斑駁的歷史也具現了台灣社會如何面對與重建威權統治的記憶工程。1967至92年，這裡曾是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和國防部軍法局所在地，簡言之，便是威權統治時期的軍法營區。威權統治時期，白色恐怖的運作是高度體制化的，政治犯從被逮捕、偵訊、審訊、到服刑或槍決，都在一套體制底下運作。而景美營區就是這套體制裡的重要中繼站，政治犯在此受審、等待判決，其中，著名的美麗島大審便是在此的第一法庭舉行。

2000年後，陳水扁政府成立景美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進行保存工作，2011年底文化部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接掌這兩座園區。其後針對如景美營區這樣的地點定義為「不義遺址」，展開研究，如今已調查出45處地點。

2018年，歷經六年籌備，國家人權博物館終於正式掛牌成立，下轄白色恐怖綠島、景美紀念園區，將歷史傷痕遺址轉化為紀念的地景。對首任館長陳俊宏而言，在不義遺址上設立人權博物館，便是這座博物館的最需被彰顯的特色。「人權館的空間本身就是展示的一部分，因此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怎麼再造歷史現場。當民眾來到這，便要了解在軍事審判的脈絡下，國家機器怎麼運作？以什麼樣的方式對人權侵害？」

作為首任館長，陳俊宏很清楚自己的任務便是在紛擾的政治氣氛中，為這座博物館尋找清楚的定位。對台灣社會而言，這間博物館也肩負了打造記憶工程的責任，隨著受難前輩逐漸凋零，必須和時間賽跑，在研究、展示、教育等基礎面向穩定扎根，也必須望向未來，尋找歷史敘述的新模式，吸引年輕世代持續對這段歷史保持興趣。陳俊宏希望這間博物館不僅是被動地坐落於歷史深處，等待民眾前來參觀，更能藉由各個計畫主動出擊，將之視為平台，做更多社會與國際連結。

回顧人權館的第一年，在眾多啟航開動的計畫中，陳俊宏認為「識別不義──不義遺址視覺標誌與紀念物示範設計徵選」（以下簡稱「識別不義」徵選案）是最為成功的案例之一。

隨著時間過去，許多不義遺址已改建或另作他用，不復當年樣貌。我們如何識別甚而記憶這些不義所在？由此，「識別不義」徵選案的初衷便是希望徵求二十位各領域的藝術工作者，透過工作坊和講座，陪伴藝術家們認識這些不義遺址的歷史及轉型正義工作的意義，進而提出標誌與紀念物的設計提案，最後以展覽的形式發表。

在舊的思維裡，若要獲得一套標誌工具，最簡便快速的工作方法其實是邀請一位知名藝術家或設計師製作通用的標誌系統。然而，陳俊宏把持著創新與連結的理念，選擇了風險較高的形式。他坦承當初這個專案並不被看好，不過，最後證明他的勇於嘗試讓這個計畫獲得超出預期的成果。

首先，在工作坊的設計上，執行團隊便費盡心思。他們必須在三個月左右完成兩種層次的培訓，一是關於不義遺址的基礎知識，二是對於製做紀念碑的後設思考。全台的不義遺址共45處，團隊分別在台北與高雄舉辦兩場工作坊（共七天六夜），盡可能地踏查兩地的不義遺址。參與者們隨著研究者張維修、受難前輩蔡寬裕、受難家屬涂貴美的導覽，耳聽故事，腳踏實地，開始思考：如何標誌出這些所在曾經的殘暴與苦難？讓參與者之一李佳泓印象深刻的是，當他們走訪六張犁墓區，目前已有一個馬英九總統時代留下的紀念碑，「它所標示的時間是1949至1955年，這樣的歷史敘事看似合理，但會給人好像只有這幾年有白恐的錯誤印象，這是很重要的提醒和參照。」

另一組參與者郭柏俞與佘文瑛則憶起前往新店軍監所帶來戰慄感。新店軍人監獄過去關過不少政治犯，如今轉為戒治所，仍在使用中。郭柏俞回憶，「我們一進去這座就有迷失方向的感覺，令我震撼的是，白恐時期建立的監獄居然現在仍被使用。」當他們參訪時，被監禁者就在他們身邊，也讓他們彷彿穿越時空，直截想像當初的景況。「這個地方好像跨過了某些安全性，它不是一個遺址或景點。我們在這些實地參訪的過程中認知到，有些地方可以進去，有些因為仍是軍事用地無法接近，如果我要在這些地方設立『標誌』，該怎麼因應這些不同的狀態？」

除了集中式的工作坊，執行團隊也安排藝術家們前往坊間各式相關講座論壇，並在發想作品的過程中，與負責展覽的策展人賴依欣定時討論。這批藝術家們在三個月左右的工作期間，逐漸形成一個共學團體，彼此熱切地討論，互相提供對於作品的想法和意見。有趣的是，徵件最後仍有評選機制，每組參與者間實有競爭關係，他們如何打破競爭意識，誠摯地提出想法？

佘文瑛解釋：「我覺得獎項的誘因沒有超過大家對於這個議題的熱衷度，就我而言，我的生活環境沒有條件讓我去了解這個議題，但渴望求知的狀態讓我很積極的說出自己的想法，因為當我一說自己的想法，就會湧入更大量的回饋，這遠比最後的競賽結果還要重要。」

於是，在這些你來我往、層層疊起的密緻討論中，「標誌」的定義被擴大了。策展人賴依欣發現，大家不再囿限於物質上的標示或紀念，朝向公共對話與回填記憶的模式，提出各式各樣的想像。

對人權館而言，「識別不義」徵選案則獲得了19個規模或大或小的點子，可行範圍擴及全台。陳俊宏在過程中從旁觀察，也在這些創作者身上收穫許多，「在過程中我們可能改變了一些藝術家，除了教育意義，更有無窮的可能性。這也是一種研究發展的方式，一方面播下種子，另方面也建立研發系統，我們不能僅把這些工作寄託給館內的工作者，沒有那麼多種專業和那麼多想像力。」未來，人權館將以此次工作方式為原型，未來將持續徵集人權繪本、人權劇本、人權報導文學等各類創作，擴大社會連結。

回到藝術家自身，處理了政治意味濃厚的作品提案後，也多少影響了他們的對於藝術與政治的看法。李佳泓過去便曾以電影《錢江衍派》探索台灣政治與歷史，經過這次工作，「我們在過程中知道了越多故事，會越謙虛。這也會讓我想繼續往前探索，並對任何大的歷史敘事感到小心翼翼。」佘文瑛則反省了藝術與政治的界線：「在當代常見的問題是，藝術家將政治議題視為他想要表達的主題，這兩者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當作品被貼上某些標籤，反而會讓作品失去公共對話的可能，所以我希望讓作品與政治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讓作品具有開放性。」

提案完成，集結為「標誌不義—不義遺址視覺標誌與紀念物示範設計展」於景美園區的仁愛樓二樓展示。學者吳介祥在評論中指出這個計畫探索了「藝術做為記憶工程究竟有那些可能性？」她也進一步提問：藝術能否成為公眾進入記憶迷宮的通關密碼？而這些提案在服務機關和批判性之間的斡旋是否能滿足藝術自主的要求？

如今，景美軍法營區成為白色恐怖紀念園區，我們在平日午後進行採訪，陽光普照、鳥語花香，若非透過導覽，幾乎感覺不到往日的肅殺。館長陳俊宏的辦公室就在過去的軍事法庭旁，小白板上寫著：面向歷史，面向國際，面向社會，面向未來。

去年，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來訪，他對陳俊宏說了一段話，深得他心－－「藝術是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中最重要的工作，透過藝術可以打開思考辯論對話的空間，遠比厚厚的總結報告書來得更有力量。」畢竟，對台灣而言，「轉型正義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反省運動，用各種文化形式讓我們去理解威權和民主有何不同，這個反省要很深刻，但不是教條。」他亦期許國家人權博物館能夠成為理解台灣民主與人權的觀景窗，可以顯微，亦能望遠。

（攝影／汪正翔．圖／害喜影音綜藝有限公司）
（本文原刊於《新活水》2019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