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集合出版社

綜觀台灣女同志小說之研究，仍多數聚焦於邱妙津、陳雪、曹麗娟、張亦絢等人之作品，如林佩苓於碩士論文《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分析1980年代至2000年的台灣女同志小說之發展與流變，她認為1990年代的女同志小說普遍可見女校校園與菁英憂鬱氣質，2000年後，較為正向歡樂與大眾取向的風格「透過女同志網路文學版上的大眾小說集結，及國內兩大龍頭女同志大眾小說出版社的誕生表現出來。」

所謂「兩大龍頭女同志大眾小說出版社」即指分別創立於2000年的集合與2004年的北極之光。可惜的是，論文僅簡單將兩家出版社的出版品定性為：「揮別過往陰鬱氣氛的同時，也彷彿逐漸淡化長久以來女同志文學的菁英化色彩」，兩家出版社旗下之小說在整本論文的篇幅中幾乎不成比例地單薄，未被深入分析，在此，「大眾」不過是個面貌模糊的標籤。

我不是小娘子，我就是女妖精──《愛報》考古學

那是一個「現身」的年代。

據張娟芬回憶，1993、1994年是「女同性戀運動主動出擊的兩年」[1]。在這兩年，兩份女同志刊物《愛福好自在報》（以下簡稱《愛報》）、《女朋友》先後創刊。她感覺到同志運動的勢頭隱隱騷動，點燃的鬥志讓她逐年寫下《姊妹「戲」牆》、《同女出走》、《愛的自由式》。在《愛報》開啟先聲後，整個1990年代，充斥了各類女同志文本[2]，繁花盛開。

二十年後回望，我們該如何理解前人作者們以文字「現身」的意義？僅發行四期的《愛報》究竟留下什麼痕跡？過去，「台灣第一份同志刊物」的意義如何被舉重若輕地討論，如今應如何分析其於同志運動中的歷史定位？

台灣攝影文化現況 ——專訪Lightbox攝影圖書室、田園城市與《攝影之聲》

攝影的能耐是召喚而非訴說，是透露而非解釋。——馬薩．桑德懷斯（Martha Sandweiss）

　

台灣攝影或許一直是種持續召喚的存在。

　

文化部於2014年提出「國家攝影資產搶救及建置攝影文化中心計畫」，執行單位為國立台灣博物館。計畫書中明訂短期、中期目標，含括攝影資產資源調查、攝影作品數位化、成立虛擬攝影文化中心等；長期目標則為完成實體攝影文化中心之建置，預計以「原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台北支店」（交通部公路總局舊址）為館址，於2018年完成建制和營運。

　

願景藍圖既出，操作方式表列，我們如何回答台灣的攝影文化為何？在一個沒有國家級機構，沒有高等教育建制，甚至，沒有一部完整的台灣攝影簡史的環境中，我們應該踩在什麼軸線上對此一提問進行思索？

　

本文採訪了三位對攝影文化懷抱熱情的工作者，他們分別是Lightbox攝影圖書室負責人曹良賓、田園城市文化事業的企畫編輯劉佳旻、《攝影之聲》主編李威儀。近年，他們分別在自己的工作位置上試圖回應豐富卻缺乏脈絡的台灣攝影環境，本文將從他們所創發的工作和理念折射出台灣攝影的部分面貌或可能問題，整理台灣攝影文化在出版工作中的生產、整理與保存現況。

共享資料庫：Lightbox攝影圖書室

　

今年5月，在台北金門街上一間寧靜的咖啡館三樓，名為Lightbox的攝影圖書室開幕成立。負責人曹良賓和他的工作夥伴將這個空間布置得清爽舒適，三座頂天立地的書架上排滿各式各樣的攝影書。空間中央是一座長桌，取書就座，台灣攝影的部分圖景便在眼前開展。

文學如何與當代生活共生──專訪賴香吟

人如其文，賴香吟素樸而低調，說出來的話總得反覆確認，覓一個最接近本意的詞。本以為她應冷然而安靜，孰料言談間，信手拈來就是個聲東擊西的玩笑。她從18歲開始寫，文學或許豐厚了生命也未嘗不曾壓輾，她曾經質疑或者迴避，卻還是慢慢交出一本又一本小說，從1997年《散步到他方》、1998年《霧中風景》、2000年《島》、2012年《其後それから》，直到新作《文青之死》。提筆至今，漫漫近三十個年頭，作品雖不多，卻經久耐讀，自成一格。

蘋果落地，離樹不遠──專訪《我和我的T媽媽》導演黃惠偵

兩代之間，什麼樣的溝通才算數？什麼才叫理解與和解？如果沒有傷痕，我們還能成為有感情的人嗎？

對黃惠偵而言，《我和我的T媽媽》大概是一個初步的答案。雖說家庭是避風港，卻也常在生命中刮出第一場風暴。沉默常常是張保護網，維持搖搖欲墜的平衡，守候那些不宜戳破的祕密，讓家內的差異和苦痛得以共存。

黃惠偵卻不甘於安全網下，打破沉默，迎向風暴。

片中，她以媽媽慣用的台語，一字一句地訴說對於母親曾經的怨懟和疑問，也緩緩拉出一個底層家庭的生命紀事。一個成長於鄉村的T，難逃強迫性的婚姻家庭，卻遇上家暴，不堪受辱的T媽媽帶著兩個女兒逃離了家。為了討生活，女兒們跟著媽媽跳牽亡陣，失學，卻也鍛鍊出求存的韌性。成年後的女兒試著回望這段異樣的童年，檢視積久陳年的傷與痛。

一生攏是詩人──專訪《日曜日式散步者》導演黃亞歷

2011年，為了準備一場講座，黃亞歷在網路上檢索資料時意外發現一篇論文〈日政時期詩人林修二及其作品研究〉，那是他第一次聽聞林修二的名字及台灣第一個超現實主義詩社「風車詩社」。2015年，他以風車詩社為主題，完成了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

1933 年，楊熾昌與台籍青年李張瑞（筆名利野蒼）、林永修（筆名林修二）、張良典（筆名丘英二）以及日籍青年戶田房子、岸麗子、島元鐵平等六人，組織文學團體「風車詩社」，成立宗旨為「主張主知的『現代詩』的敘情，以及詩必須超越時間、空間，思想是大地的飛躍。並以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宣言奉為創作的圭臬」。同年10月，風車詩社發行刊物《風車》（Le Moulin），每輯僅發行七十五本，內容含括詩、詩論、散文及小說。

基本上，出現於1930年代台灣的超現實主義可謂借道日本而來。1930至1931年，楊熾昌留學日本，期間深受在日本詩壇推廣超現實主義運動之詩人西脇順三郎與詩刊《詩與詩論》（詩と詩論）之影響。

另一方面，台灣文壇上也有與之對立、傾向現實主義的「鹽分地帶文學」， 具有濃厚的左翼色彩，強調社會和文學的關係。台灣新文學自賴和開創以來，現實主義一直是文壇的主流。風車詩人在現實主義當道的環境中，結果正如楊熾昌在 1985 年回憶時所述，以失敗告終，「由於社會一般的不理解而受到群起圍剿的痛苦境遇，終於以四期就廢刊。」

而風車詩社於當代面世，始自1970年代末期，林瑞明、羊子喬、張恆豪等編纂《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時，發掘了風車詩社的詩作。此後，台灣學界雖有研究，卻仍鎖在象牙塔中，鮮有一般讀者知曉。

記憶即認同？ ──《永別書》與女同志書寫

記憶此事如朝露──《永別書》

雖然，張亦絢的寫作從不以「同志文學」自居，但反而是如此「不在」的狀態，為90年代以來看似原地踏步的同志文化生產，闢出一條新去向。從2001年的《壞掉時後》、2003年《最好的時光》、2011年《愛的不久時》到2015年的《永別書》，她的小說向來精準捕捉了女同志社群中的兩大課題：家族與家庭。前者意指社群裡緊密的家族性，後者則為原生家庭，那個恨不完又離不開的小單位。

〈家族之始〉為張亦絢第一本小說集《壞掉時候》的開篇之作，小說敘寫教養院中的微氏家族，幾乎可視為女同志家族的寓言，通篇多隱喻多象徵，處處充斥通關密語，小說中的「教養院」幾乎可替換為「女校」或「女研社」，總之，單一性別的天堂地獄。少女間愛憎情仇、明爭暗鬥在她筆下總是鮮活淋漓。而到了〈最好的時光〉，迷霧漸散，女同志女性主義的道路愈見清晰，卻也窄仄而逼人。小說幾乎寫實到殘忍地記述了一段大學女研社的編年史，從童女到白髮，從純潔到荒涼。這些書寫與其說是某一時期某一群校園菁英女同族譜，不如用張亦絢自己的話：「奪回在社會定義下無身分無語言的無名族群的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