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當下：《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的同志再現

聽故事的人，是因為故事具有意義而相信故事是真的，而不是因為故事是真的所以才有意義。──Alan Parry and Robert E. Doan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以下簡稱《馬密》）從主角均凡獲得了叔叔阿凱的前男友馬密的日記開始，懷著對於馬密的祕密情誼，她展開了一系列的訪談與拍攝紀錄片的計畫，探究馬密與甘口過去成立的感染者聚會所「甘馬之家」解散的原因。劇名雖冠以馬密叛徒之名，但本劇並非聚焦於「馬密如何成為叛徒」的個人生命史，其戲劇動力建立在均凡的自我提問：為什麼想記錄眼前的這個故事？或者，這個故事是被怎麼說出來的？

這是一齣關於「敘事」的作品，其形式來源顯然與劇作家簡莉穎的田野經驗脫不了干係。《馬密》之劇本為簡莉穎於兩廳院「藝術基地計畫」駐館一年的成果。她在這一年中採訪了五個相關團體、十多位受訪者，包含帶原者及其伴侶、友人、社工、學者，並蒐羅閱讀了市面上所有關於愛滋的文字作品，融會各方資料後，她創造了一間名為甘馬之家的感染者聚會所，藉由馬密的周邊人等，描述出各自私密的、關於馬密的敘事。

於是，所謂「馬密的回憶錄」便顯得疑點重重，跳躍，非線性。這並不是一個拼湊真相的故事，亦非一種倡議真相已無法再現的後現代蒼白劇。故事終了，沒有和解亦無償還，既然我們從來知道真相之不可得，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隱蔽了它們，或者說，人的限制是什麼？我們終能在限制裡彼此原諒嗎？

在那個女性主義「騷動」的年代

回望90年代初，胡淑雯認為《騷動》的出現或許是一種必然。

1982年，李元貞、顧燕翎等婦運前輩創辦「婦女新知雜誌社」，1987年解嚴後，為了進一步開發社會資源、團結婦女力量，於該年10月立案為「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婦女團體如主婦聯盟、晚晴協會、基層婦女後援會、勵馨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亦相繼成立，解嚴後，社會運動蜂擁勃發，台灣第二波女性運動亦就此開展。

《婦女新知》月刊自1982年創刊至1995年止皆維持月刊的形式，1996年6月，《騷動》脫胎自《婦女新知》月刊，共發行五期。編輯團隊仍為「婦女新知」的工作者，她們於發刊辭中強調此刊物不限於機關報的格局，企圖「進一步擴大和深化現今的台灣女性主義論述和運動」。時任主編的胡淑雯解釋，隨著婦運所處理的議題越趨多元複雜，《婦女新知》月刊的內容越來越多，逐漸排擠了原本向捐款者及支持者報告工作內容的通訊功能，因此，她們決定將議題的部分集中在《騷動》，也讓這本約100頁的小冊子成為論述密度極高的文化刊物。

不愛的可能：專訪《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剪接林婉玉

我認為應該非常小心地去看待「同意」和「願意」之間的區別……她們為了某些目的而同意成為母親，但她們本質上並不願意成為母親。

──後悔當媽媽

1998年，黃惠偵開始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的母親，開啟了一條漫長的和解之路。54分鐘的《我和我的T媽媽》完成於2016年三月，並於日本NHK World的Inside Lens頻道首播，以同樣的影像素材為本，經過七個月的剪輯工作，2016年十一月完成88分鐘的《日常對話》。

兩個版本先後於金穗獎與金馬影展放映，《我和我的T媽媽》更於2016年巡迴全台，跑遍校園與社區。《日常對話》也連續兩周高踞觀眾票選榜首，映後迴響不斷，日前亦入圍柏林影展世界大觀。黃惠偵袒露家內辛酸，直截的影像風格與敘事敲進觀眾內心隱晦難言的家內心事，家中總有道跨不過的檻，而黃惠偵決心將它拆下來。

女同志們的集體創作：重訪《女朋友》雜誌

「我們之間」是台灣第一個女同志團體，成立於1990年2月23日，成員含括各階層與年齡層，曾加入的會員超過4000人。（註1）《女朋友》為旗下出版的雙月刊雜誌，1994年10月5日創刊，共發行35期，至2003年4月停刊。

然而，面對此一龐大的文本史料，無論學界或民間都未曾針對組織或內容進行完整而深入研究，多為介紹性文字，或在同志文化生產的脈絡中給予初步定位。（註2）本文藉由訪談曾經參與《女朋友》的義工群，勾勒出雜誌生產的工作方式與氣氛。另一方面，《女朋友》雜誌的內容駁雜，十年來累積的文字及其刊登的廣告記錄了彼時女同志的生活、情感與政治，本文亦試圖初步分類分析，為這份跨越前同運時代的刊物定錨。

本文採訪的五位核心義工皆是「我們之間」的第二代義工，她們約在第12期之後開始接觸雜誌的編務或行政，並在第19期改版後成為主要的編輯群。訪談開展前，我碰了幾次釘子，收到的回應類似：「我不能代表《女朋友》受訪……。」千迴百轉，幾經探訪，訪問五位當時的核心義工後，我才明白所謂「不能代表《女朋友》雜誌」究竟是什麼意思。

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集合出版社

綜觀台灣女同志小說之研究，仍多數聚焦於邱妙津、陳雪、曹麗娟、張亦絢等人之作品，如林佩苓於碩士論文《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分析1980年代至2000年的台灣女同志小說之發展與流變，她認為1990年代的女同志小說普遍可見女校校園與菁英憂鬱氣質，2000年後，較為正向歡樂與大眾取向的風格「透過女同志網路文學版上的大眾小說集結，及國內兩大龍頭女同志大眾小說出版社的誕生表現出來。」

所謂「兩大龍頭女同志大眾小說出版社」即指分別創立於2000年的集合與2004年的北極之光。可惜的是，論文僅簡單將兩家出版社的出版品定性為：「揮別過往陰鬱氣氛的同時，也彷彿逐漸淡化長久以來女同志文學的菁英化色彩」，兩家出版社旗下之小說在整本論文的篇幅中幾乎不成比例地單薄，未被深入分析，在此，「大眾」不過是個面貌模糊的標籤。

我不是小娘子，我就是女妖精──《愛報》考古學

那是一個「現身」的年代。

據張娟芬回憶，1993、1994年是「女同性戀運動主動出擊的兩年」[1]。在這兩年，兩份女同志刊物《愛福好自在報》（以下簡稱《愛報》）、《女朋友》先後創刊。她感覺到同志運動的勢頭隱隱騷動，點燃的鬥志讓她逐年寫下《姊妹「戲」牆》、《同女出走》、《愛的自由式》。在《愛報》開啟先聲後，整個1990年代，充斥了各類女同志文本[2]，繁花盛開。

二十年後回望，我們該如何理解前人作者們以文字「現身」的意義？僅發行四期的《愛報》究竟留下什麼痕跡？過去，「台灣第一份同志刊物」的意義如何被舉重若輕地討論，如今應如何分析其於同志運動中的歷史定位？

台灣攝影文化現況 ——專訪Lightbox攝影圖書室、田園城市與《攝影之聲》

攝影的能耐是召喚而非訴說，是透露而非解釋。——馬薩．桑德懷斯（Martha Sandweiss）

　

台灣攝影或許一直是種持續召喚的存在。

　

文化部於2014年提出「國家攝影資產搶救及建置攝影文化中心計畫」，執行單位為國立台灣博物館。計畫書中明訂短期、中期目標，含括攝影資產資源調查、攝影作品數位化、成立虛擬攝影文化中心等；長期目標則為完成實體攝影文化中心之建置，預計以「原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台北支店」（交通部公路總局舊址）為館址，於2018年完成建制和營運。

　

願景藍圖既出，操作方式表列，我們如何回答台灣的攝影文化為何？在一個沒有國家級機構，沒有高等教育建制，甚至，沒有一部完整的台灣攝影簡史的環境中，我們應該踩在什麼軸線上對此一提問進行思索？

　

本文採訪了三位對攝影文化懷抱熱情的工作者，他們分別是Lightbox攝影圖書室負責人曹良賓、田園城市文化事業的企畫編輯劉佳旻、《攝影之聲》主編李威儀。近年，他們分別在自己的工作位置上試圖回應豐富卻缺乏脈絡的台灣攝影環境，本文將從他們所創發的工作和理念折射出台灣攝影的部分面貌或可能問題，整理台灣攝影文化在出版工作中的生產、整理與保存現況。

共享資料庫：Lightbox攝影圖書室

　

今年5月，在台北金門街上一間寧靜的咖啡館三樓，名為Lightbox的攝影圖書室開幕成立。負責人曹良賓和他的工作夥伴將這個空間布置得清爽舒適，三座頂天立地的書架上排滿各式各樣的攝影書。空間中央是一座長桌，取書就座，台灣攝影的部分圖景便在眼前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