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3日 星期五

蘋果落地,離樹不遠──專訪《我和我的T媽媽》導演黃惠偵

兩代之間,什麼樣的溝通才算數?什麼才叫理解與和解?如果沒有傷痕,我們還能成為有感情的人嗎?

對黃惠偵而言,《我和我的T媽媽》大概是一個初步的答案。雖說家庭是避風港,卻也常在生命中刮出第一場風暴。沉默常常是張保護網,維持搖搖欲墜的平衡,守候那些不宜戳破的祕密,讓家內的差異和苦痛得以共存。

黃惠偵卻不甘於安全網下,打破沉默,迎向風暴。

片中,她以媽媽慣用的台語,一字一句地訴說對於母親曾經的怨懟和疑問,也緩緩拉出一個底層家庭的生命紀事。一個成長於鄉村的T,難逃強迫性的婚姻家庭,卻遇上家暴,不堪受辱的T媽媽帶著兩個女兒逃離了家。為了討生活,女兒們跟著媽媽跳牽亡陣,失學,卻也鍛鍊出求存的韌性。成年後的女兒試著回望這段異樣的童年,檢視積久陳年的傷與痛。

這部紀錄片的源頭,大概可追溯至導演黃惠偵在十一歲那年,第一次聽到「同性戀」三個字。「當時的老闆是個六十歲左右的阿伯,他在和朋友聊天時,突然講到,『她(指我)的媽媽是同性戀、變態不正常』」此前,黃惠偵未曾覺得媽媽交女朋友是變態見不得人之事,這句意外聽聞的閒言閒語卻成了潘朵拉的盒子。

那是90年代,同志運動與文化初開展,仍屬小眾,對於一個生活環境封閉的孩子而言,她所能在大眾媒體上認識的「同性戀」根本是洪水猛獸,她甚而懷疑變態生的孩子可能也是變態,矛頭指向自身,恐懼惶惑,卻無力拆解。二十歲那年,黃惠偵離家、也離開牽亡陣,經由楊力州的引介而認識紀錄片、進入蘆荻社區大學學習拍片,而後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工作期間拍出《八東病房》。她一點一點長出理解與訴說的能力。「我開始學著理解什麼是社會結構,以前只知道我家與其他人不一樣,不懂得擺放回社會去看。痛苦其實來自外面的壓力,而不是我媽,明明十一歲以前沒有影響,為什麼十一歲以後突然有個天翻地覆的變化?從小,我身上就有很多標籤,或在那樣的自覺下成長。對我而言,紀錄片最大的意義是,我發現了一種可以發聲的工具,否則我們永遠都只能被這些標籤詮釋。」

然而,故事啟動前,黃惠偵得先不再將母親理所當然地視為一位母親。成為母親前,一位出生於1950年代的T,如何帶著自己的情慾在保守的農村社會生存?鏡頭拉回T媽媽的老家,也拍出了台灣家庭面對家內同志的典型反應。過去,黃惠偵一直以為家中長輩非常清楚媽媽的情感狀態,儘管在婚姻中,也一直有女朋友,更從不避諱帶回家。孰料,當鏡頭直接面向舅舅和阿姨,詢問:你知道我媽是同志嗎?所有人,不約而同尷尬搔頭,異口同聲:我不知道。

這幾個鏡頭意外捕捉了沉默與尷尬的片刻,鏡頭只消數秒,便放大了多數同志在原生家庭中的處境。告知不一定能獲得肯認或理解,沉默往往是對待彼此最安全的方式。出櫃總是漫長,內心翻山越嶺後,其實對方仍留在原地,距離更形遙遠。

同樣的,黃惠偵拍片前亦不知道將故事攤在陽光下會造成何種後果,「拍攝就是一個決定。我們的關係一定會改變,但無法確定是好或壞。但我更不想維持現狀。」《我和我的T媽媽》的影像素材約150個小時,除了拍攝母親的口述片段及返鄉探訪,還集合了她在1999年開始拍攝的home video、顏蘭權曾試圖拍攝T媽媽及其女友的材料,新舊影像交雜,諸多難容於社會的污名與印記交錯。不過,拍攝過程中最困難之處,是讓T媽媽開口。「我們從來不溝通,所以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始。我媽並不是不講,而是不懂怎麼講,她表達情感的方式向來不是語言,困難重重。」

因此,拍攝初期,開會的時間比拍攝時間還長,「我們一直在想該怎麼讓媽媽開口,所以有段時間在拍『我』,製片訪談我,透過這個過程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想法。而後改變方式,我得先說點什麼。對我媽而言,同志身分始終不是問題。她能提供的都是比較片段的說法,而不是當時為什麼這麼做的分析。人生就是得一天又一天度過的日子,是這樣就這樣,沒什麼好講的。」

黃惠偵明白,需要說出一切的是自己。影片中段,迎來全片最戲劇性的一幕,她與媽媽對坐,說出深埋心中多年的疑惑與祕密。「這個段落其實不斷被延後,延到不能再延。拍攝當天,我媽大概也有感覺,她突然心情很不好,我還沒說什麼,她就突然說:我知道你很討厭我!」影片上看來幾分鐘的鏡頭,其實拍了三個小時。黃惠偵回憶:「沉默的時間比較多,但那個沉默很重要,至少我們就對坐著,一起用很拙劣的方式,面對那些我們一直無法面對的事。」黃惠偵知道,媽媽願意拍這場戲,和女兒枯坐三小時,面對那些難堪與晦暗的過去,便是在回應那些關於愛的疑問了。

這場戲所揭開的祕密也是黃惠偵拍片的動力之一,「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沒辦法面對,曾經以為也許我們什麼都不講也能過一輩子,時間夠久它就能被忘記,但事實證明,快四十年過去,它並沒有變淡。反而因為我生了小孩,它又突然重頭來過,我每天和小孩相處,一直讓我回想起我和我媽的關係。即便當了媽媽,我還是我媽的小孩,我對她的情緒一輩子都在。我一直在面對心裡的洞,尤其,當我越愛自己的小孩,越發現自己其實是在彌補得不到的東西。若不將它們理清楚,那個洞,就會一直在存在。」

整部片中,T媽媽沉默的表情總是比她說出來的還讓人刺心,那些說不出來、無法回答的,反而具現了她的掙扎與承擔。兩代之間,溝通何其困難,如何擁有共同的語言?如何不讓善意成為一種強迫,強迫對方成為自己理想中的樣子?

「時間不能撫平傷痛,但時間會讓你準備面對傷痛。」黃惠偵淡淡地說。片子完成,故事卻仍在行進,「過去,我一直在期待她成為她不是的樣子。我還在學習理解並接受自己最愛、最重要的那個人真正的樣子。」

片末,他們回到老家,一行人站在磚造老屋前,陽光熾烈,黃惠偵問:再次回到老家,有什麼感覺?在鏡頭前總是搶戲的舅舅插著手語氣不耐地說:有什麼感覺?東西都壞光光了。畫面轉向屋外的稻田,畫外音又說:

東西都不能用了,讓過去的就留在過去吧。

(原刊於《紀工報》34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