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0日 星期三

《強尼.凱克》的都會感性: 專訪導演黃熙

在《強尼.凱克》於台北電影節的首映會上,侯孝賢說出了他對於這部片的感覺:「通常你越熟悉的地方越難拍,從《青梅竹馬》到現在,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把台北市拍出來的。」黃熙首度出手便與新電影連結並非意外,《強尼.凱克》有種近年台片少見的沉靜與悠哉,幾乎重現了新電影的語感節奏,也敏銳捕捉了這個世代的風景心境。

如果,楊德昌的《青梅竹馬》是短篇小說,黃熙的《強尼.凱克》大概就是詩,思緒跳躍,浮光掠影。本片以三個年輕人的生活片段拼湊出21世紀的台北故事,更精確地說,並非故事,而是相遇。工頭張以風(柯宇綸飾)、瑜珈老師徐子淇(瑞瑪席丹飾)、 亞斯男孩李立(黃遠飾),這三人因為一隻離家的鸚鵡,意外在巷弄間相遇。不過,故事並未就此展開,三人沒有擦出火花,亦無製造懸念,這部電影留給觀眾的意外或許是:原來台灣導演還能拍出比新電影更淡味的作品。

 早些年,黃熙曾在《南國再見,南國》劇組工作,後來遠赴紐約念電影,回國後在三視多媒體待過一陣子。其後為了現實生計,他離開電影圈,開廣告公司,忙忙碌碌,幾乎忘了自己曾是電影人。問他為何回來,他尷尬地笑了:「理由真的很老土,因為我生病了。」2010年,他在醫院躺了兩個月,病中難免胡思亂想,他暗自在心底決定,若走過這一劫,定要拍部電影。所幸他終於出院,休養一段時間後,便打電話給侯孝賢。當時,侯導正在拍攝《刺客聶隱娘》,他加入劇組,重新學習與熟悉電影拍攝。「《刺客聶隱娘》拍了很久,中間的空檔正好讓我寫劇本。」於是,待侯孝賢跑完《刺客聶隱娘》宣傳期,黃熙也選了兩個劇本讓他看,侯導選中的那一個便是《強尼.凱克》。

第一版的《強尼.凱克》是個關於台北捷運站長的故事,站長是張以風,李立這個角色原本設定為晃蕩於捷運站內的思覺失調患者。孰料,開拍前發生了鄭捷事件,黃熙評估不可能在事件後於台北捷運拍一個關於精神病患的故事,只好改寫劇本。

決定修改劇本後,黃熙將這些年來聽到的故事裁裁剪剪放入角色中。例如,「打錯電話找強尼」其實是朋友身上真實發生的事。黃熙有位遠在香港的朋友曾經屢屢接到「找強尼」的電話,久了,他竟逐漸拼湊出強尼先生的生活細節,工作類型,喜愛的餐廳,甚至和強尼的前妻聊了天。這種無論如何都像電影情節的片段,便被黃熙放進電影裡,但她並沒有延伸或放大這個故事,「我覺得留白比較有趣」。而這位朋友的女友也成為徐子淇一角的原型。

於是,劇本從兩個男子擴充為三個角色,逐漸成形後,黃熙再推敲出三人間的關係,使之合理。李立是房東李媽媽的兒子,徐子淇是李媽媽的房客,張以風則是幫李媽媽整理房子的工頭。

在選角方面,寫劇本時,黃熙便以柯宇綸為對象來描寫張以風。針對李立這個人物,選角指導建議了黃遠,他的氣質與李立隱隱相合,黃熙第一次見到黃遠時便屬意是他。相較尋找兩位男演員的順遂,徐子淇一角則讓黃熙傷透腦筋,這個角色有其原型,若調整人物性格便得改動劇本,「徐子淇的設定是個毛躁、卻擁有不服輸的生命力的年輕女性,但大部分的台灣女演員都比較白淨柔美。」最後,透過友人推薦,他在網路上搜尋了瑞瑪席丹的資料,碰面後,黃熙雖在心底決定是她,但畢竟是個素人,還是花了一些力氣說服團隊,「我問自己,若我這輩子只能拍這部片,我會選誰?就這樣決定非她不可了。」黃熙顯然沒看走眼,瑞瑪席丹的演出自然流暢,並獲得台北電影獎的肯定,也獲得金馬獎最佳新人獎。

──你為什麼穿雨衣不戴帽子?
──掉了啦
──喔
──妳住這邊啊?住多久?
──一年

平淡中的滋味,或許是這部片最值得玩味之處。《強尼.凱克》選擇了一種沒有理由也沒有目的的視角凝視這些角色,這幾個人本來是有故事的,卻在最日常的時刻於電影中相遇。

電影中段,應是劇情發生轉折或衝突的時間點,三位主角卻依然各自不鹹不淡地進行日常生活。其中一幕,雨日時刻,徐子淇在家吃麵,屋頂忽然傳來踩踏聲,她出門查看,並與正在檢查屋頂的張以風進行了一段看似可有可無的對話。同時,李立在雨中騎車,來回滑過橋下積聚的水灘,圈起層層漣漪,然後,他下車,踩水。這兩段透過輕巧的剪輯跳接,形成一股舒緩的節奏,搭配台北慣常下著的不大不小的雨景,也就此為全片定調。

片中處處可見雖具生活感卻不流於瑣碎的對話。黃熙回憶,有些是劇本已寫就,有些其實是臨場即興。無論面對的是新演員如瑞瑪席丹、或侯導班底如段鈞豪、高捷,黃熙導戲時皆用同一套標準,她在拍片現場幾乎無為無治,僅是等,等待演員給出「對」的那一刻。「我在現場不會下指令,演員就自己演自己的,就算演出來的樣貌不是我想要的,我也不會太快介入。所以他們就必須要跟我耗,觀察我的反應。我們得彼此慢慢摸索對方的節奏。」

不過,能在拍戲現場磨耗的前提是,黃熙已為每個角色寫下仔細的背景資料。例如張國柱與高捷的同志戲份雖然不多,兩個角色如何相識、為何在一起的故事脈絡卻早在戲外完成,「我給他們一個環境,提供角色的背景資料,越齊全越好,細節豐富了,演員在演出當下就可以使用。」除了為演員建立角色資料,開拍前,黃熙也要求演員必須做足準備。其中,瑞瑪席丹雖然初登大銀幕,其精采的表現大概歸功於演前功課,尤其她與鸚鵡們的「對手戲」更是讓人驚豔。儘管她做為民宿老闆的戲份僅在片中出現了幾分鐘,拍片前,她卻在民宿打工了一個月,另外,她也被要求提早住進片中的房間,並花了一個半月與鸚鵡培養感情。

這樣的導演方法也讓《強尼.凱克》一直處在彷彿真空的時間感中。至電影尾聲,我們才意識到每個角色皆帶著一些事件而來,徐子淇在香港還有個女兒,李立曾有個哥哥但已死去,張以風總是回去那個不是原生家庭的家。為什麼?電影從未著墨,曾經的事件以「不在場」的狀態存在,每個人的「現在」總是隱隱指涉著「過去」,看似日常的對話都透漏著另一層內情,但從未深入挖掘。

為何不直接拍出那些「事件」?黃熙認為事件並不是重點,《強尼.凱克》欲留下的應該是都會人的感性,「我們每天就是吃飯、睡覺,做自己該做的事,被行程推著走,沒有深刻的情緒。我想在這部片中營造這樣的氛圍,看似很淡,什麼事都沒發生,但在那個『沒有』後面能否感覺點什麼?中產階級的感覺也值得探討或關注,這不是處理議題的電影,而是生活,我們該怎麼活得比較有趣一點?」

──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太近,會不知道怎麼去愛

在《強尼.凱克》裡,台北這座城市不僅是生活空間,也是主角們的精神意象。黃熙有意識地捨棄全景式的俯瞰鏡頭,無論是住處周圍蜿蜒折曲的巷道,或交錯的高架橋、捷運路網,主角們皆被牢牢包覆其中。避開近年經常出現於電影中的西門町、民生社區、信義區,黃熙選擇了古亭區、洛陽停車場、重翠橋、忠孝橋等場景,不過,相較於一些導演喜歡將台灣風景陌異化,黃熙更試圖將場景熟悉化,沒有太鮮明的特色,便是台北人出門後慣常的風景。

破碎的風景所承載的是都市人偶爾疏離、偶爾親密的時刻,他們交集而後分開,繼續日常生活。他們沒有餘裕反芻生命中或者傷痛或者困惑或者懊悔的事件,僅能在石火電光的時刻,吐露一點心聲,卻也轉瞬即逝。黃熙感性解釋:「人與人之間好像有層膜,除非有個機緣,兩人才會更近,但前提是這兩個人是陌生人。」這是都會生活帶來的機會,也是遺憾。

電影最末,習慣朗誦剪報並錄音的李立躺在房間裡,聽著自己過去錄下的聲音,喃喃唸出的那段話,是小說家王定國的散文〈回家〉。多數住在台北的人並不視此處為家,他們可能是暫居者、移居者,拚搏青春之後,便走。如徐子淇在租賃的小屋內養幾隻鳥,打理溫馨,營造一點家的感覺。他們在此努力求存,為了那個可能不在此地的未來。

相較於新電影裡的台北,《強尼.凱克》的台北顯得疲憊而慵懶。對於在此土生土長的黃熙而言,《強尼.凱克》或許是他寫給台北的感性之詩,以及回家之作。

後記:
電影完成後,正式上映前,《強尼.凱克》先後在台北電影節、釜山影展、西寧First青年影展放映。目前的評論皆將此片與楊德昌、侯孝賢、新浪潮等標籤連結,我們好奇他怎麼看這些評論,是否感到壓力。孰料,他話鋒一轉,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其實我年輕時喜歡的導演是王家衛和昆汀.塔倫提諾,我看電影的口味滿重的。我們忍不住驚呼:那《強尼.凱克》為何會拍成這樣?黃熙笑得更不好意思了:對,我自己也傻了。昆汀迷也能拍出淡如水的電影,大概,台北真的太悶了。

(本文原刊於《電影欣賞》172-173 秋冬季合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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